文/菲利普·科特勒  米尔顿·科特勒

　　美国政界为国内经济的长期低迷大伤脑筋，国家目前的经济政策设计得极不成功，在该领域又缺乏睿智英明的决策者，但是，中国竟成为美国政府这一切过失的替罪羊。美国政治家们喋喋不休地抱怨中国廉价劳动力抢走了美国人在纺织及其他行业的饭碗。事实人，虽然中国的服装和纺织品进口总量今年有所增长，但美国的纺织品进口总量却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中国纺织品对美增长的那一部分只是占据了其他国家的一些份额而已，她抢走的不是美国，而是某些别的国家工人的就业机会。然而，政治因素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事实反而被人们忽略，中国在美国备受指责。尽管中国将60%的贸易用于投资美国债券，支撑起美元以及美国人疯狂的消费习惯，政治家们还是对中国相当感冒。大选年，美国长期疲软的就业市场、退休福利、美元价值、赤字、摇摆不定的股市等问题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恰逢此时，政治家们发现了中国作为“替罪羊”对于大选意义，而媒体在此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向中国施加货币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得到了其他大国的积极响应。欧盟警告说，欧洲不会容忍中国商品威胁其本土制造业。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面临来自外部的改革压力，几十年前，中国已经有过同样的境遇。然而，在今天，这种压力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仍然像几十年前一样微乎其微。众所周知，中国在历史上多次被外国势力侵略，但这个国家事实上很少屈服于来自外部的压力。

　　中国将按照自己的日程表进行币制改革。她清楚地知道，中国需要全球资本市场及其运作机制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只有成为以市场为基础，以货币自由兑换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如果现在马上就按照批评势力的意旨，将人民币即刻升值5%~30%，数以千计的中国工厂将顷刻间破产，数百万的工人届时会流落告街头。中国当然不会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曾经一再批评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过于强硬的民主党，此时却带头遣责中国，强烈要求其按照美国的利益进行货币改革，但他们没有发现其中有存在的矛盾。而一直以来以倡导贸易保护主义著称的共和党，这次倒是从民主党那里获得了免费的午餐。贸易斗争愈演愈烈，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看到这场斗争会把我们引向何处。

　　美国的压力是确实存在的，并非只是言辞上的夸张，这个国家目前的经济基本状况也的确在向中国制造业发出警告。美国消费者的信心在下降，个人信用透支过度；面对零储蓄率的窘境，他们出卖房屋净值来支撑孩子获得回报率极低的教育。他们外出旅行，购买根本用不着的小汽车，屋里堆满了不计其数的东西。但是，他们仍然没办法支撑占美国GDP巨大份额的零售行业。

　　欧洲也正在抵制中国商品，它打算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中国产品的涌入。由于一直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欧洲的小生产者比美国的要强大得多。在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也不足以支持其完全吸收中国的产品。

　　中国正试图通过对出口商品的内部调整来平息外界的压力。她正考虑采取服装、纺织品出口配额和征关税等途径，但这些措施很难解决实际问题。商品总是能够想方设法进入市场，政府的善意努力和行动都不能使国外的对手得到安抚。

　　中国需要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中美之间必须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全新的金融往来方式。目前，中国通过购买大量的美国债券，来填补美国赤字，如果这些债券寻求其他买家的话，就有可能迫使美国利率提升。一些经济学家声称，中国在别的地主无法找到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这是不可能的。别的地方肯定也存在着安全的拿不准，有价证券组合多样化也会起杠杆作用，而且在国内外都能购买到资源和工业原料。考虑到那些为美国消化的债券，中国理应受到更多尊敬和关注，这确保了中美之间的对话。

　　美国也需要正视这一问题。她要么缩减几天内的消费性开支以改善贸易逆差；要么向中国销售较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销售民用或军用技术来平衡贸易；要么重新进行社会营销，向国民倡导他们一刻都无法容忍的消费节俭主义。

　　出于对驉及其他一些因素的考虑，中美需要一个新的领导对话平台。与尼克松和毛泽东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一个中国的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相比，这个平台同样具有伟大的开拓性意义。没有人在督促这种平台的形成，但是它的发生是可能的，而且一旦发生就会让每个人惊叹不已。

　　如果不实行这种总体解决方案，中国经济就不得不做好迎接贸易大战的准备。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发展国内的消费经济，吸收自身的生产能力和商业技术水平。

　　中国需要迅速扩大国内的消费信用，发展能够向中小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以此建立一个广阔而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同时，中国要明确态度，考虑是否需要对一些部门采取选择性的保护措施。在19世纪，美国这样做了；中20世纪，即便有美国的支持，日本和韩国也这样做了。要实现国内的发展，中国同样需要与美国在全球资本市场进行合作。

　　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中国面对着将储蓄文化转化为消费文化的巨大挑战，即鼓励人民购买国内的商品和服务。它需要新的扩大的信用机制，需要施行能够吸引人们用现金和信用方式购物的财政政策。

　　邓小平在鼓励人民致富的同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制造业者进入了一个创造新财富和高利润的时期。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存在的内部竞争和统一的国外采购力量已经迫使中国许多出口工业的制造利润降至历史最低点和准最低点。而且，由于外国买家需要低价商品，中国出口的兴旺发达并没有推动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革新。外国生产者担心技术被复制，没有带来能产生附加值的技术；而中国生产者正忙于利用利润高周转快的房地产来弥补日渐缩小的利润；他们也无暇在技术革新投入宝贵的资本。中国制造业主们认为，国办市场还不具备高端商品消费以及追求享乐和刺激的消费的文化基础。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中国确实需要鼓励消费文化。

　　中国要倡导新的“生活方式”，要调动一切营销观念和技术来建立国内市场。否则，一旦发达国家威胁要对中国的出口商品紧闭大门，中国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每一次的制裁措施都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并且可能预示着更大规模的制裁行动。

　　六年前我来中国的时候，为了与外国品牌及其他中国公司在狭小的国内市场进行有效的竞争，中国公司需要的是营销知识和技术，现在营销已经面临巨大挑战。营销必须扩大中国的规模市场，并将规模市场解构成高价值的细分市场。中国的生产者必须为中国消费者创造更多的价值。中国政府应当像过去重视生产一样，重视营销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数额巨大的出口令发达国家感到窒息。发达国家认为中国货物的价格低廉理所当然，似乎这种低廉与生俱来，而非中国商品密集劳动力的体现。我们不能指望他们用常识来处理生活品质问题。一旦中国商品价格上涨，对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他们就不会尊重贸易规则，无法保持克制。他们会气急败坏地制裁打击中国，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害人又害己。中国急需通过营销来扩大市场，以吸纳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保护现有的合法出口权利的同时，中国必须致力于不断发展自己的市场，用自己的胸膛来捍卫未来。（全文完）